2003年12月中旬，天还没亮透，重庆合川的生猪交易市场已经闹哄哄的了。几百头活猪挤在栏里，白汽从口鼻里一团一团喷出来，在冷空气里散开。 经营户潘桂生这天照旧赶早市，他手里压着一批收来的生猪，心里盘算的还是老规矩：自己收的猪，自己处置，赚的就是这份起早贪黑的辛苦差价。合川地方不大，做这行的谁不知道，这一片儿的猪，最好乖乖送去永红公司屠宰——那是王天伦、王东明兄弟俩的场子。但潘桂生没送，他做了一辈子本分买卖，未必觉得这条新规矩压得过老道理。 但是，几天之内，他就死了。 后来检方的起诉书对这场死亡有所描述——王东明“指使杨玉华、王洪伟等人‘教训’潘桂生”，潘桂生被殴打致死。 一个猪贩，因为不肯把生猪送进别人的屠宰场，被“教训”掉了性命，而下达指令的这一家，当时正在把生意做得更大：半年前的2003年7月，王天伦刚注册成立重庆今普食品有限公司，即将从合川杀进重庆主城区。 在当时，谁也没有人想到，这桩沉底的命案，会在四年后掀起一场波及重庆警界高层的地震，又会在六年后把一个戴着政协委员头衔的亿万富翁送上被告席。 王天伦的人生起点，在重庆市合川区宝华镇龙门村。综合相关媒体在他案发后回访的报道，这个后来掌控了重庆猪肉市场半壁江山的男人，身高不足一米六，只有小学文化，不讲究穿着。 1983年，十七岁的王天伦开始经商，从此一辈子没有离开过猪肉。宝华镇的老邻居们向记者回忆，王天伦做生意很卖力，“披星戴月”，起早摸黑，“苦得不得了”。在同行最初的印象里，创业时期的他甚至算得上和蔼、讲诚信，常穿着脏旧的衣裤在集市上忙活，靠汗水攒下第一桶金。 如果故事停在这里，这就是一个农家子弟白手起家的标准剧本。1996年5月18日，王天伦在重庆市九龙坡区成立重庆永红食品有限公司，自任法定代表人，主营生猪屠宰。从这一刻起，剧本开始变味。 永红公司一开张，最为看重的不是销路，而是猪源——没有足够的猪进场，流水线就是一堆废铁。 法院的判决后来还原了王家的办法：为了保证猪源，王天伦安排弟弟王东明和王天平、李沧海等人守在合川的收购点上，凡是捂着猪不肯交给永红屠宰的经营户，等来的不是讨价还价，是拳头。判决书里那些冷冰冰的被害人代号——夏某某、黄某某——在当年的集市上，每挨一顿打就是替王家立的一则告示：猪，要交到永红来。 到1999年3月，王东明开始正式招兵买马，张应、杨玉华等人先后入伙，强迫交易、故意伤害、敲诈勒索、聚众斗殴、寻衅滋事开始有组织地批量发生。从猪栏到案板，合川的生猪收购市场就此换了主人。 2003年是关键的一年。 7月，今普食品注册成立，王天伦的触角伸向主城区的大渡口、九龙坡和高新区。12月，潘桂生命案发生。 潘桂生被殴打致死后，凶手没有立刻伏法，案子沉底之后，王天伦给垄断装上了一层现代企业制度的壳：安排王天平、王天秀等人“巡查”主城农贸市场，案板上只许卖今普的肉，谁敢不从，巡查组就威胁、就动手；据权威媒体报道，他甚至以支付工资为名，把渝州交易城物管部主任刘朝忠收入彀中，借职务之便锁死整座交易城的猪肉渠道。一家公司的“市场管理部”，就这样成了一台覆盖收购、屠宰、批发、零售的暴力收租机器。 这台机器最来钱的秘密，藏在屠宰之前。庭审中，公诉人披露：工人们在屠宰前用高压枪、大水枪给活猪注水，一头猪灌进几十斤乃至上百斤自来水，转头按肉价卖出。生猪由于灌水太多，当场胀死在屠宰线上，是常有的事。 耐人寻味的是法庭上出现的另一组数字。王天伦的辩护律师辩称，仅凭几名被告人的供述不足以证明注水；2008年到2009年间，渝州交易城农贸市场的客户曾6次向12315举报病死猪肉或注水肉，“但是工商部门查了5次，并没发现此情况”。 这句话原本是用来辩护的，落在旁人耳朵里却是另一个意思——原来民间早就嗅到肉不对劲，一次次举报，却一次次查无实据。 一头头猪被活活胀死，和六次石沉大海的举报电话，说的是同一件事：在绝对的垄断面前，连消费者的舌头和举报热线都会失灵。 而在这个过程中，王天伦本人正在加冕。据媒体报道，他曾致信有关方面建言“放心肉工程”，希望获得扶持与定点屠宰资格；这个极富吸引力的建言为他换来了市领导的重视，也开启了他此后六年扶摇直上的“红顶之旅”。 重庆众多猪肉商们后来流传着一句话：“可以这么说，政府的扶植，成就了王天伦与重庆今普。”2004年前后，重庆主城区屠宰场从108家压缩到8家，定点屠宰的闸门落下，站在闸门内侧的王天伦顺势做大。 2006年，今普进入重庆市各大中小学食堂，成为“放心肉供货企业”；媒体称其成为重庆乃至西南地区最大的生猪屠宰加工企业之一，年产值达30亿至40亿元。王天伦本人戴上了大渡口区政协委员的头衔，成了镁光灯下的“爱心企业家”，收获过“一个带来放心肉的人”的称誉。 光环的另一面，是资本登门：2008年9月，在重庆市政府有关方面的牵线下，上海梅林以八千多万元受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