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也揭开了中国人民十四年抗战的序幕。此后一年多里，南京国民政府把日本侵华问题诉诸国际联盟，国联派出李顿调查团远赴东亚。调查团所到之处，都有中国人递上说帖、请愿书与控诉信。 近年来，随着日内瓦国联档案的系统整理，这批文献陆续进入研究者视野。沿着这条线索回看九一八，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中日之间的对峙，还有中国内部的抗日呼声、东亚秩序的崩解，以及一战后国际集体安全机制的失效。 2026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本文从中国时局、东亚变局、国际格局三个维度，梳理这场事变的多重影响。 1932年李顿调查团在上海。图中心着大衣者为领衔调查团的英国人李顿（Victor Alexander George Robert Bulwer-Lytton, 2nd Earl of Lytton）。 作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开端，九一八事变所产生的影响是剧烈的。九一八事变之际的南京国民政府将日本侵华问题诉诸国际联盟，国联派遣李顿调查团前往东亚调查，该调查团出台了否认伪满洲国合法性的报告书，日本表示抗议。国联此后基于《李顿调查团报告书》（Lytton Report）起草决议案调停日本侵华问题，最终迫使日本退出国联。日本学者、前外交官小仓和夫将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反对《李顿调查团报告书》和退出国联视为近代日本外交过失的第一步。 由国联视角分析九一八事变的影响幅度，可以从中国时局、东亚变局、国际格局三个维度来理解。 李顿调查团在调查该铁路的爆炸点 （一）中国：外交的突围与众声的抗日 就结果而言，南京国民政府所依托的国联机制无法遏制、甚至是纵容日本侵华行径。这反映了国联无力调停的本质缺陷，一定程度上促使南京国民政府突破国联外交的局限性。颜惠庆指出，尽管国联在调解，“灾难性的事件仍然不断地一再发生”，原因是“侵略行动没有受到任何有效的反击和抵抗而更加肆无忌惮”。蒋介石意识到，“国联无实力，各小国对我虽表同情，实爱莫能助，各大国则多所顾忌，不肯为我牺牲”。 在国联外交之外，南京国民政府联合美、苏制衡日本的迹象愈加明显。1932年初，美国提出以“不承认”为核心的“史汀生主义”，史汀生通过致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波拉（William E. Borah）信函的方式表示，“世界其他各国与本国为同一决定，取同一之步骤，则可警告日本，即可使一切凭持强权违背条约所攫取之权利不能的合法之承认”。受美国远东政策的影响，顾维钧1932年2月中旬向詹森表示，“应将中国与各国间一切问题乘机共商一种解决途径，以谋远东大局之安定……沈案（即九一八事变）为远东和平之枢纽，尤应尽先解决”。与此同时，南京国民政府正在谋求中苏复交。蒋介石在《淞沪停战协定》谈判期间思考“目前以外交如何打开局面，对日对俄对美皆须进行”。中苏复交协商谈判成为南京国民政府此后外交重点之一。 通过国联调查团透视九一八事变后的中国民众心声，可以看到抗日成为中华民族团结的枢纽。抗日伟力深埋于民众之中，具体体现在关内外提交的说帖之中。这些内容深刻反映九一八事变后关内外民众的对日情感底色，是区别于国民党政权“不抵抗”主义的民众抗日事实。 在关外民众呈文中，就说帖署名而言，就有呼兰县民众抗日救国会、抗日平民王者实、哈尔滨市民抗日救国会、东北民众抗日救国团宣传部、哈尔滨民众救国抗日会、松花江下游农村联合抗日救国会代表孙铁锋、东北三千万民众抗日救国会、黑龙江军抗日救国前敌将领等。就说帖内容而言，篇篇激扬着抗日情绪。如“到处抵抗日军”；“九月十八日事变之始，我东北三千万民众未始不能一致抗日，惟以人类残杀之惨祸，实为最不幸之事件”；“三省人民抗日救国之精神与反对伪国之决心”；“各处的义勇军群起抵抗日本惨无人道的军队”。 关内民众不遑多让，抗日情绪溢于言表，诸如：“中国非数十年前之中国，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之行为，乃日本对华加紧压迫侵略之结果，此种为争生存之自卫行动，中国人民绝不放弃”；“凡我国民，对于暴日此种狡诈行为，激愤万状，誓死反对并与决斗到底”；“日本对我积极侵略激起我国民之愤恨为因，而我国民愤恨之余相率起而组织抗日救国为果，日种恶因，斯收恶果”；“中国国民为民族争生存，决志继续抵抗日本的暴行”。民众反复表达“誓死反对”决心。 在中文说帖之外，还有诸多英文说帖，进一步影响调查团。在内容上，这些英文说帖表示“如果日本死心不改，我们保证将会带领我市的中国民众进行顽强的抵抗，不怕牺牲，反抗日本的侵略”；“我们打算组织一支革命军队去抗日，夺回中国失去的领土”；“由于我们国家遭受的损失超出了我们维持和平所能承受的极限，我们不得不进行抵抗，采取适当的防御措施”；“如果国联做不到这些，我们将不顾任何牺牲代价，继续抵抗残暴的日本入侵者”。 虚虚实实的各类署名，文风朴实的恳切内容，真实地再现关内外民众的抗日立场，此种立场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