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三年的夏天，北京热得厉害。 街上柏油路都快晒化了，知了在树上扯着嗓子叫，让人心里更是烦躁。 我叫姜宝元，那年刚从原来的警卫部队调出来，接了个新任务，要去一个我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地方上班。 调令上写得简单：中央警卫团，钓鱼台国宾馆十一号楼。 这十一号楼是啥地方？我们这些在“里头”当差的都门儿清，那是江青同志住的地儿。 我的差事，就是给她当随身警卫。 说实话，接到命令时，我心里头七上八下的，有点光荣，也有点打鼓，不知道这活儿好不好干。 告别了老部队的兄弟们，我提着个简单的包袱，走进了钓鱼台。 这地方可真大，到处是老树，绿油油的草地，还有个大湖，水边上盖着些古色古香的楼。 看着挺安静，可谁都知道，这平静底下，事儿多着呢。 十一号楼是一栋两层的小洋楼，看着挺气派，周围也静悄悄的。 领我进去的同志姓王，是个老警卫，他拍拍我肩膀说： “小姜，到了这儿，机灵点，少说话多做事。” 我赶紧点头： “王哥，我明白。” 穿过几道走廊，王哥带我进了一间大屋子，里面摆满了书，还有张大办公桌。 江青同志就坐在桌子后头，戴着眼镜，正低头看文件，手里拿着支笔，不时在纸上写着什么。 她穿得挺朴素，就是一身灰色的衣裳，头发梳得整整齐齐。 王哥上前一步，立正报告： “报告江青同志，警卫干部姜宝元调来报到。” 江青这才慢慢抬起头，镜片后面的眼睛朝我扫了一眼，挺有神的，看得我心里直发毛。 她没多说话，就“嗯”了一声，然后冲我摆摆手： “知道了，你先跟老王去熟悉熟悉情况吧。” 说完，又低头看她的文件去了。 话不多，也没啥表情，透着一股子不好接近的劲儿。这就是我对她的第一印象。 在十一号楼的日子就这么开始了。 我的活儿，主要是保证江青同志的安全，她去哪儿我跟到哪儿。 她大部分时间都待在楼里，不是看文件，就是开小会，要么就是一个人在小放映室里看电影，听说是些“内部参考片”，外面看不到的。 她的生活特别有规律，但也让人觉得有点闷。 楼里的人不多，大家伙儿说话都小声小气的，走路也轻手轻脚，生怕惊扰了谁。 时间长了，我就看出点门道来了，特别是江青跟她女儿李讷的关系，那可真叫一个怪。 李讷那时候三十来岁了，身子骨不太好，隔三差五会从自己家过来看看她妈。 按理说，闺女见妈，总得亲热亲热吧？可在这十一号楼，我看到的却不是那么回 事。 有一次，我记得清楚，李讷抱着她刚出生没多久的儿子来看江青。那小家伙胖乎乎的，挺招人喜欢。 李讷抱着孩子，脸上有点紧张，又有点盼着什么似的，轻轻走进江青的书房。 江青正看东西呢，听见声响，眼皮抬了抬，见是李讷，说了句： “哦，来了。” 就又看她的文件了。 李讷小声说： “妈，我带宝儿来看看您。” 江青没马上搭理，屋里静悄悄的，就听见她翻文件的声音。 过了一会儿，她才放下手里的笔，摘下眼镜捏了捏鼻梁，眼睛也没看孩子，就问李讷： “他好不好带？没什么事儿吧？” 那口气，就跟问邻居家孩子似的。 李讷好像也习惯了，赶紧说： “挺好的，就是有时候爱哭，我怕吵着您工作。” 江青“嗯”了声，端起茶杯喝口水，说： “工作忙，你们自己玩吧。中午在这儿吃饭，跟厨房说一声，给你们做点好消化的。” 说完，又戴上眼镜，忙她的去了。 从头到尾，她都没正眼看过那外孙一眼，更别说伸手抱抱了。 李讷抱着孩子，在那儿站了一小会儿，看她妈没再说话的意思，就抱着孩子悄悄出去了。 我瞅着李讷那背影，真是替她不得劲儿。 吃饭的时候也怪。江青吃饭有她自己的小餐厅，厨师单独给她做。 李讷来了，也很少跟她妈一桌吃。 江青总说忙，或者说口味不一样，让李讷自个儿去我们工作人员的小食堂吃，有时候干脆就吃江青剩下的。 我见过好几回，江青吃完了，李讷一个人到小餐厅，把江青盘子里剩下的菜拨到自己碗里，就着米饭那么吃。 她吃得很仔细，脸上也没什么不高兴，反而好像能吃上妈剩下的饭菜，也挺满足似的。 我看着都替她心酸，这母女俩，咋就处成这样了呢？一个冷冰冰，一个小心翼翼地想亲近。 后来，听楼里岁数大点儿的同志聊天，我才知道不少关于李讷过去的事儿，特别是她头一回结婚。 那是大概一九七零年吧，李讷响应号召，去了江西一个叫“五七干校”的地方劳动。 在那儿，她跟一个姓徐的年轻人好上了，那小伙子是干校的服务员。 这事儿传到北京，江青知道了，火气可大了。 她觉得那小徐就是个普通工人，家里也没啥背景，跟李讷“门不当户不对”，死活不同意。 听老同志说，江青那会儿拍着桌子喊： “不行，绝对不行！我江青的女儿，怎么能嫁给一个服务员？传出去像什么话！” 甚至还说，要是李讷非要结这个婚，就跟她断绝母女关系。那态度，硬得很。 可毛主席不这么看。主席说： “年轻人谈恋爱，让他们自己做主嘛。李讷愿意，我就同意。” 有主席点头，李讷到底还是跟小徐结了婚。 可惜啊，这婚结了没多久就过不下去了。 俩人从小长大的环境不一样，念的书也不一样，脾气、习惯都合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