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 年 4 月，浙江莫干山。春雾笼罩群山，毛主席登上山顶眺望，随行人员之中，就有汪东兴。 站在莫干山上，毛主席忽然提起了方志敏，他望着南方，缓缓说道：“你们弋阳出了一个人民英雄方志敏！方志敏同志是有勇气、有志气而且是很有才华的共产党员，他死得伟大，我很怀念他。” 汪东兴静静听着，心中一直埋藏着一个疑问。无数共产党人抛头颅洒热血，千千万万烈士都为革命牺牲，为什么偏偏是方志敏，获得了 “民族英雄”这个称号？ 1934 年 10 月，中央红军准备开始长征。在主力红军向西突围之前，中央派出一支偏师，高举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旗帜，向皖南、浙西进军。这支队伍，就是红七军团，后来与方志敏创建的红十军合编为红十军团，方志敏任军政委员会主席。 这支队伍的任务，有两层。对外，高举抗日旗帜，唤醒东南各省民众的民族意识；对内，牵制国民党重兵，减轻中央苏区压力，掩护中央主力红军转移。 这是一支注定要承受巨大牺牲的部队。他们深入国民党统治核心区域，南京、上海近在咫尺，敌军重兵云集。 土地革命时期，绝大多数根据地斗争，核心是工农武装割据，推翻反动统治。而北上抗日先遣队，是把民族救亡放在最前面。队伍打出的旗号，不是单纯的苏区内战，而是抗日。 1934 年冬天，红十军团在皖南苦战数月，持续遭到敌军围追堵截。1935 年 1 月，部队在返回赣东北途中，于怀玉山陷入重围。 战斗到最后时刻，方志敏带领先头部队拼死冲杀，成功冲出封锁线。只要继续前行，他就可以脱险，回到根据地。 可这时，他得知大部队还没有突围，仍然被困在包围圈之中。 方志敏做出了一个足以改变命运的选择：他独自折返，重新冲进重兵围困的怀玉山，寻找、接应剩下的部队。身边人劝他不要回去，突围机会来之不易。但他认为自己是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部队还在，负责人不能独自先走。 这一回去，就再也没有机会突围。弹尽粮绝之后，因叛徒出卖，方志敏被俘。 被俘之后，国民党当局清楚方志敏的分量。顾祝同等人轮番劝降，甚至许诺高官厚禄。他们想让这个闽浙赣根据地的缔造者公开屈服，以此打击整个南方革命力量。 方志敏始终不为所动，敌人能囚禁他的身体，却不能阻止他继续战斗。在南昌的监狱里，在随时可能被处决的日子里，他拿起笔，开始写作。 但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坚贞不屈、慷慨就义的共产党领导人不在少数。瞿秋白在长汀从容就义，刘志丹牺牲在前线，他们同样信仰坚定，同样宁死不屈。为什么唯独方志敏被冠以 “民族英雄”？ 真正的差别，藏在两个词背后：革命烈士与民族英雄。革命烈士，侧重的是阶级革命的维度：为工农解放、为苏维埃事业奋斗，献出生命。这是对千千万万牺牲革命者共同的评价。只要为党的革命事业牺牲，都可以被称为革命烈士。 而 “民族英雄”，站在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维度。他的奋斗，不只是为工农阶级的解放，更是为整个中华民族的独立与新生。他的呐喊，不只是面向苏区的工农群众，而是面向全中国四万万同胞。 这就是方志敏最特殊的地方。他一生的事业，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在赣东北，领导弋横起义，创建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建立红十军，发展地方建设。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毛主席专门表扬赣东北苏区，称其为模范根据地。这一段，是工农革命的事业。 第二，就是北上抗日先遣队。这支队伍出征之时，日本侵略步步紧逼，民族危机日益深重。方志敏带着部队，高举抗日旗帜，深入东南腹地。他的斗争，本身就把工农革命，和整个中华民族反抗压迫、争取独立的命运绑定在一起。 而《可爱的中国》，更是把这份家国情怀写到极致。在监狱之中，身处绝境，他没有局限于回顾苏区斗争、总结根据地经验。他写下对未来中国的想象：“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富裕将代替了贫穷……” 这就是 1937 年，党中央刊物将方志敏称为民族英雄的根本原因。1937 年，全面抗战即将爆发，全民族统一战线正在形成。此时纪念方志敏，不仅仅纪念一位苏区领导人的牺牲，更是纪念一个高举抗日旗帜、为整个民族前途献身的先驱。他的事迹，能够唤醒全民族的救亡热情。 回到 1953 年莫干山上汪东兴的疑问。毛主席当时并没有长篇大论去辨析两个名词。但答案已然清晰。不是其他烈士牺牲不够壮烈，不是别的先烈信仰不够坚定。每一位牺牲的革命者，都值得后人铭记。 只是方志敏的斗争，天然拥有双重维度。他既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为工农解放浴血奋战；同时他高举抗日旗帜，在狱中写下对整个中华民族未来的期盼，把个人的生命，献给整个民族的解放事业。两个身份，在他身上融为一体。 被俘之后，敌人搜遍方志敏全身。这位闽浙赣苏区的最高负责人，身上只有一支钢笔、一块旧怀表，没有一分钱私财。《清贫》里那句“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正是他一生的写照。手握一个根据地的政权与军队，却一生清贫，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