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的德国政坛，已经一地鸡毛。 20日深夜，70岁的德国总理默茨面对镜头，用“一场灾难”形容选举结果。 默茨上任仅一年多，他领导的基民盟便在两周内接连遭遇三场败选。默茨随后取消原定前往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行程，留在国内处理危机。 面对自身执政基础受到冲击的局面，默茨没有从国内政策中寻找答案，反而将矛头对准中国，试图借对华加税转移国内视线。 这套“内病外治”的做法，暴露了欧洲建制派的无力，也映照出欧洲的战略迷失。 两周连败三场，德国政坛为何变天 要理解默茨的恐慌，先要看清上述三场州议会选举的结果。 9月6日，在东部的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AfD）以43.8%的得票率居首。9月20日，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选择党再次以38.2%的得票率成为第一大党。作为执政党的基民盟仅获得4.9%的选票，未能越过5%的议会门槛，二战后首次无缘该州议会。同一天，在首都柏林，极左翼的左翼党以25.7%的得票率首次登顶，基民盟再次失利。 东部向右，首都向左。传统中右翼力量同时受到左右两翼挤压。德国政局的变化有着清晰的经济根源，选民情绪只是表层表现。 过去几十年，德国乃至欧洲的繁荣依赖两个外部条件： 冷战后相对稳定的地缘政治环境，以及来自俄罗斯的廉价能源。 德国利用低价天然气支撑化工、汽车和机械制造，再将产品销往全球。如今，稳定的地缘环境和廉价的俄罗斯能源供应都发生了变化。乌克兰危机延宕，对俄制裁推高能源价格，德国工业因此承受压力。 能源价格上涨后，德国制造业的传统优势开始减弱。生活压力最终会反映在选票上。能源支出增加、食品价格上涨，东部地区的发展落差仍未消除；与此同时，德国政府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大量援助。德国民众对能源价格、食品价格、地区发展落差和援乌政策的不满相互叠加，选择党的支持率随之上升。 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产业的竞争也在加快。德国继续依赖原有制造优势，越来越难守住原来的位置。去工业化带来的就业忧虑，使不少选民对主流政党失去耐心。德国选民要求更换执政力量，是对收入、就业和生活压力的直接回应。主流政党若解决不了收入、就业和生活压力等问题，用来孤立极右翼的“防火墙”便很难维持。 默茨忙于灭火，却把中国当成出气筒 基民盟连续败选，默茨的支持率跌至13%，默茨已经陷入政治困境。默茨仍表示不会辞职，并将继续推进改革。 但执政联盟分歧不断，议会多数也很微弱，默茨在国内施政的空间已经缩小。于是，德国政坛熟悉的一幕再次出现： 默茨政府难以解决国内问题，便把注意力转向外部。 9月15日，距离9月20日的两场败选还有数日，默茨在柏林一场外贸游说活动上表示， 将在10月中旬的欧盟领导人峰会上支持对华贸易措施。默茨政府还在筹备一套“经济安全措施”，涉及强制合资、投资审查和对中国混合动力汽车加征关税。默茨试图借此向选民和承受转型压力的行业展示强硬，同时把德国工业衰退与工人失业归咎于所谓“中国的不公平竞争”。 问题在于，默茨找错了病因，也开错了药。 欧洲当前的困境，与产业政策迟滞、能源结构变化和社会福利压力有关。中国的发展并未造成德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默茨政府把中国当成出气筒，解决不了德国经济的积弊。欧洲若用贸易保护措施阻挡中国产品，只会加重自身负担。 中欧产业链早已相互交织。欧洲若对华加征关税，相关政策代价最终会落到欧洲消费者和企业身上。关税会推高终端价格，欧洲居民的生活负担随之增加；欧洲企业从中国获取中间产品和技术的渠道也会收窄。 欧洲政客在台上高喊“去风险”，德国企业却给出了另一种选择。德国经济研究所（IW）9月中旬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德国企业对华新增投资达到56亿欧元，同比增长约三分之一，对美投资则明显下降。 德国企业清楚，关税保护无法带来竞争力。中国既是德国企业的重要市场，也是全球产业竞争的“练兵场”。德国企业经受住中国市场的竞争，才有更大机会立足全球。 默茨推动对华贸易摩擦，既干预市场选择，也会伤及德国企业。 从工业先驱到“欧公子”，欧洲更该考虑如何与中国合作 从欧洲工业史的时间尺度看，欧洲今昔之间的反差更加明显。几百年前，欧洲是蒸汽机和内燃机的故乡，开启了工业时代，也长期引领技术进步。机器的轰鸣塑造了现代文明，也奠定了欧洲的全球地位。 如今的欧洲越来越像一个家道中落、仍放不下架子的“欧公子”。 如今的欧洲仍保留着旧贵族的习气。欧洲对工厂和技术研发的兴趣减退，也不愿直面市场竞争，却热衷于在布鲁塞尔制定监管规则。从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到环保和人工智能法案，欧洲似乎相信，掌握规则制定权就等于掌握世界领导权。欧洲面临的现实却是，监管规则越积越厚，前沿成果和产业基础并未同步增强。 在中美竞逐科技高地的今天，欧洲逐渐发现，罚单和“价值观”无法替代产业能力。 在新能源汽车三电系统、光伏、风电和人工智能等领域，欧洲对技术路线和产业方向的影响力都在